江南春:恋爱在大学谈完了
 
      江南春，33岁，单身，CEO，曾经的文学青年，如今身价4.26亿美元。当这些所有可能引发尖叫的因素，聚集在江南春身上，他的故事被津津乐道也就不足为奇。何况这位单身新贵还有这样的爱情观：爱情是纯情的，很文化的，应该很纯情地追求这种东西。
 
　　 关于并购：合作要好于竞争
 
　　 分众与聚众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对天生的对手——看他们的公司名字就明白了。当一个商业话题把分众与聚众放在一起时，主旋律总是竞争，并充满了火药味。
 
　　 2006年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末，头顶着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中国传媒第一股”帽子的分众传媒公布，已经与中国第二大户外视频网络广告运营商聚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了一项股票收购协议。在分众收购聚众的消息正式发布前几天，此次收购的传言甚至被认为是2006年的第一个虚假流言。
 
　　 但有着诗人之称的江南春显然比常人更具有想象力，“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竞争对手的敬重，分众与聚众的整合对股东价值有利，对行业的发展有利。”
 
　　 江南春说，虽然外界早已把分众与聚众说成是一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但他本人与虞锋的第一次见面，在2005年10月，一次很偶然的活动上。江南春把这次非正式的见面描述为“很愉快，没有外界所说的那样狭路相逢”。“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对产业我们也有一些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合作要好于竞争”。
 
　　 江南春说，他与虞锋大概用了三次见面就基本达成了“一些框架上的认识”，而对于一些法律上的细节问题则主要交由双方的律师进行具体磋商。“我们两个都是文科生，谈判很大方向化，宏观化，基本上没有过多地谈论具体的数字问题。”
 
　　 江南春总是在语言表达中将此次“收购”说成“合并”，对此，江南春认为，分众与聚众都是有能力，有竞争力的公司，只是很理性地“走到了一起”。
 
　　 按照江南春的描述，此次与聚众的“合并”将会给分众带来几大好处，第一，竞争所增加的非理性成本将得到压缩；第二，双方价格战所造成的损失也会得到遏制；第三，今后分众的精力将集中在投资者的回报上。
 
　　 关于融资：投资方和我一层楼
 
　　 江南春说自己是一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习惯于过“小资生活”，“我不能接受大赌大赢，比如我拥有5000万元，我只投3000万。”万一亏了，“还有2000万元，还能保持中产以上的生活，我10年的努力不能毁于一旦。”
 
　　 江南春的另一个保守是“不接受借钱”，从来没想过自己做公司会出去融资。但他的这些思维习惯却随着新商业模式的到来被一一打破了。按照江南春既定的推广计划，分众商业模式的推广是保守缓慢的，“我计划在上海挣了很多钱后去北京，在北京赚了很多钱后就去深圳，但结果不是这样的，我还在上海做的时候，就有人模仿我去北京做了。”
 
　　 面对市场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保守的江南春开始想到了融资。
 
　　 “我办公室对面就是软银，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很晚了还停在地下车库里，我办公室的灯总亮着，他们加班的时候看到我每天都在加班，软银的人认为我是敬业的人，他们跟我谈话，觉得我是一个有热情的人。”
 
　　 当时软银的投资者希望江南春能对他的市场规模做一个描绘。为此，江南春准备了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说户外电视有多大，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白领一天8小时在家里，1小时在看电视，真正看广告的时间也就是5分钟，而这5分钟在中国创造了500亿元的广告市场。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白天的16个小时里面，在办公室、在餐厅、在其他分众能到达的地方接触到我们的广告媒体，假设一天也接触5分钟，如果说500亿元的广告市场太大，那50亿元你们看得见吗？”
 
　　 很显然，投资者看到了这个市场，从分众一路看涨的业绩来看，江南春的市场预测并没有夸大。“2005年初一个月的业绩是3000多万元，现在每个月基本上会有7000万元。”江南春说。
 
关于生活：喜欢受关注
 
　　 江南春说自己喜欢被关注。“我出过自己的诗集，诗人的气质还是会有，我还会激情昂扬，大学时经常到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歌，穿上中山装，把一条围巾拖到地上，在舞台上走……”
 
　　 “初中的时候成绩已经不错了，因为我早恋，暗恋旁边的女生，我一定要让她注意到我，所以我就把成绩做很好；到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展示我特别的才华……”
 
　　 进入大学，由于负债160元，江南春开始了一道人生转折的数学题：“写一首诗歌花了很长时间，改了很久，才得30元，写一个广告五个字就能得1000元。”江南春计算的结果是：诗歌不能写，评论文章更不能写。
 
　　 江南春还发现，佩带一部“大哥大”也同样能起到吸引关注的作用。于是，大二时期的江南春就开始凭借自己的才华帮助大四的学生写毕业论文，当然是要收钱的。
 
　　 对此，江南春说自己很感谢大学母校，如果学校不是一所包容的大学，他觉得自己早已被起码开除了三遍。“每次考试的时候都要有人Call，我才会去，我坐下来根本不知道老师是谁，也不知道科目是什么。”
 
　　 直到现在，江南春说自己在大学同学中仍然是一个受争议的人物。他说大学同学现在写东西的时候经常会写到自己，而且大多是怀着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从原来一个诗歌青年堕落到一个比较无趣的、精神匮乏的商业形态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怀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对我怀着同情的心态，他们会告诉我人生不是这样过的。”
 
　　 关于爱情：恋爱已经在大学谈完了
 
　　 江南春说自己对于文学，在内容上很崇拜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而在形式上则比较崇拜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因为江南春喜欢米兰•昆德拉所强调的词语，比如恐惧、抒情、死亡。而对于博尔赫斯，江南春喜欢他小说中的多种可能性，“一件事情存在多种可能性”。
 
　　 财富、年轻、单身，这些所有可能引发尖叫的因素，江南春都有，不过他也有让别人失望的因素，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只专注做一件事的人，而目前只专注于分众，没有认真地想过爱情或组建家庭。
 
　　 江南春说自己自从出了大学之后就没有谈过恋爱，自己的恋爱早已经在大学谈完了。“在人生不同阶段就要着重做不同的事情，我在大学里着重谈恋爱，出了学校门就是创业，将来着重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个时间段我只做一件事情，全身心只做一件事情。”
 
　　 这也许是江南春对爱情挑剔的借口，声称自己在生活上有点极端的江南春认为爱情是纯情的，很文化的，应该很纯情地追求这种东西，而生活在商业中的他没有放弃自己对爱情的判断，诗歌没有了，爱情也远去了。
 
　　 关于自己：不喜应酬爱泡脚
 
　　 我的生活状态是飞人，我的衣柜里面找不到休闲的衣服，全部都是衬衣，因为10多年来生活好像只有工作。
 
　　 我不喜欢音乐，也没有时间去听。能喝一点儿酒，但不爱参加应酬场面。约了别人都是去做脚底按摩，经常是一堆上市公司CEO泡着脚谈事，热气腾腾，像开互联网大会一样。上海的CEO们都很忙，不喜欢吃饭，都喜欢脚底按摩。我可能不是中国最努力的人，但一定是中国最努力的100个人之一。我所认识的创业者，陈天桥、马云、李彦宏……真的还没有轻轻松松成功的，没有谁过得很自在，大家觉得都很倦，尽管有时候谈起创意会很兴奋。成长的压力都很大。
 
　　 我觉得工作能改变人的性格。以前读大学写诗歌的时候，我会写“献给新中国女大学生某某的一组情诗”，贴到人家寝室门口……还是很有激情的。后来工作了，做了广告，知道做事情要有分寸，就不玩了。
 
　　 我是宁波人，天生有商业气息，没有商业启蒙老师。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再多活8天，彼得·德鲁克就能迎来他的96岁生日了。但以他的睿智，似乎早已无意玩这种和时间“较劲”的游戏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拥有一个年轻的心灵和头脑。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但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

    “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别的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经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在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和观察了两年。

    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位留学欧洲的博士告诉记者，他当时为了写博士论文，看过几百篇学术论文，没有一篇引用德鲁克的话语。他唯一一次听到德鲁克的名字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足够久，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管理是一种实践”

    1971年秋天，德鲁克离开了曾经任教20多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到洛杉矶的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这所大学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便是现在的美国商学院排行榜中，它的排名也在50名之外。

    这个选择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日益不满。他相信管理学应该是一门综合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些细分学科的组合。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也遵从了他的管理哲学，在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和管理，而且要学习历史、社会学、法律和自然科学。

    这种学术训练方式沿袭了欧洲的大学传统，也反映了管理的本质要求。那就是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技能的训练，而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和企业的整体认识。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理论和学术研究，而是应该用来解决社会和企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高度评价。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杰克·韦尔奇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第一第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

    幸好有像安迪·格鲁夫、比尔·盖茨这样伟大的企业家和杰克·韦尔奇、张瑞敏这样伟大的经理人积极实践他的理论，从而不容辩驳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而这些成就也符合德鲁克的一贯看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虽然是德鲁克创建了现代管理学，但恐怕连他自己当初也没想到如今的管理学已经走入了这种高度分工的学术研究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学副教授告诉记者，当前的大多数管理学学术论文虽然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其价值却不为企业界所认同，没有什么实践的价值。
追随德鲁克的其他管理大师在管理学界也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其中包括《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以彼得·圣吉为例，他现在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资深讲师”！

    “想想我如何贡献”

    1994年冬天，吉姆·柯林斯完成了他在管理学上的重要著作《基业长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加州的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时年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属于“无名小辈”，和85岁的德鲁克在一起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

    柯林斯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

    “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临行之前，德鲁克告诉柯林斯。柯林斯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德鲁克却告诉他：“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留学，晚上经常去歌剧院听歌剧。有一次他被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的美感深深地震撼了，更让他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是威尔第80岁时谱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威尔第在谈到创作《福斯塔》时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

    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一生写了39本书，仅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就出版了10本著作。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将于明年1月份正式出版。

    正是这种超常的勤奋，使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头脑。他兴趣广泛，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都造诣颇深，并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在2002年的《福布斯》封面文章中，称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

    在他9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每5年重读一遍莎士比亚！”